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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 Subjects
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相同之处
摘 要: 在这本论文中我将对张贤亮中的小说女性形象进行分析研究,描述小说的女性形象共同之处。 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表现了中国女性贤妻良母的特点,他对小说中女性怜爱,怜悯的母性和温柔,敢于牺牲的妻性作了深远、详密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面貌。
关键词:张贤亮 ,活性;母性;妻性
1- 张贤亮简介
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在5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 “右派分子”[1],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
主要创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河的子孙》《绿化树》、《青春期》、《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和《绿化树》,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译成30种文字的作品被分发到世界各国,成为中国新时期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
本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后,他的大部分代表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灿烂的时期,张贤亮对这个阶段的出现起到了重要地开拓性作用。
张贤亮小说取得了很大的文学成就。他是新时期文坛上第一个写(灵与肉)“饥饿”的作家、第一个写“性”的作家。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成功离不开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并不是张贤亮凭空想象出来的,在她们的身上有着历史和时代的印记。
张贤亮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意味,她们都有着贤妻良母的典型特质。他把中国传统女性的品德在他的作品中作了最好的解释。他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往往从带有母亲色彩的描写开始,进一步再描写女性作为妻子的一面,从中展示中国女性品德和形象。张贤亮小说的女性形象表现女性的母性、柔美、善良、坚韧、淫荡、开放、大胆等多重内涵的复杂叙事。
中国女性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中一直和所谓的“三从四德”[2] 联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的女性地位在发生的变化。随着封建统治被推翻, 中国女性也开始渐渐得到了地位,在那个时侯追求解放开始,之后的“从平等” 女权主义” 等,让中国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中国女性一直传承着一些不的品质比如像母亲一般的善良,像妻子一般的温柔。
张贤亮创作的女性可分以下几类:一、生活在动乱年代的西北荒原的下层劳动妇女,如马缨花(《绿化树》)、李秀芝(《灵与肉》)、黄香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二、在年代之中流落中的青年妇女,如《吉普赛人》中那个自称“卡门”的姑娘、《肖尔布拉克》中的陕北姑娘;三、在改革年代的知识妇女,如罗海南(《男人的风格》)和《早安 朋友》中的女中学生群像。这些不同的妇女形象,因其不同的身份、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形成了个人特点。然而,“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所发掘的人物心理放在社会生活系统中,考察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巨大制约作用” [3],由于受到了时代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她们身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她们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劳动者,但“她们从来不灭绝自己对幸福的追求,尽可能地使悲剧生活变为戏剧……她们从不炫耀自己,而她们的群体却使大地春意盎然” [4];她们自己的生活都很不辛的生活,但她们在反抗着不幸命运的同时却同情、关心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有着母亲般的慈爱和妻子般的温柔。然而,她坚持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这个社会依赖于男人的盲目服从,这所有都对他们的性格、生活和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贤亮笔下的人物大多生活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背景之下,其经历多灾多难,他们缺乏衣服和食物,处于不稳定状态。然而,命运多舛并抑制不住这些青年女性面对生活的生命本质。反而,这种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常常在不知不觉闪闪出发光,给予推动。例如:《吉普赛人》中那个“吉普赛”女孩,她自己是一个天不收、地不留的食无定时、住无定处的流浪者,她聪明、顽皮、不拘小节,有时显得有些粗俗,同时,作为一个纯真少女,她又有柔情蜜意和高雅的情趣。她随口能背诵柳永的诗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她也熟悉梅里梅的小说《卡门》,而且自称“卡门”[5], 在充满臊臭的闷罐车厢内,她竟然哼起了西班牙名曲《鸽子》,当看到大草原美景时,她还能触景生情地惊呼“多美呀”!可见,长期的漂泊流浪,生活的磨难并没有耗去她源自生命本质中那种热爱生活,积极面对生活的青春活力。正是这种活力激发了作品中男主人公在逆境中生存的欲望,使男主人公感受到了希望,从而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这一点,在马缨花与章永璘身上也表现的尤为明显。
读者看马缨花有胆量,坚强、可爱的。劳动的时候,她用粗俗的话与人对骂,嬉闹,她总是笑,很少看她悲伤。而在那个干旱的荒野环境中,可以谋生,帮助家人生活。还要人们对她有两个没有丈夫的孩子的风言风语,并不容易。但这些并没有改变她的爱笑和她对人的热情。初次见面,她就表现出了对章永璘的体贴,告诉他别累着:“看你瘦鸡似的,刨不动大块的就刨小块的” ,而后又对章永璘表现出了非常的信任,把家里的钥匙给他让他自己去拿镐。她不仅用物质恢复了章永璘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她用自己的笑声与歌声使章永璘的精神得以复活。
2-1 母性
从小说中男主人公的感情世界出发,能感觉深深地爱着母亲,看到了母亲的赞美和尊敬。作品中女性人物对男主人公的爱情往往是温情融入激情、怜惜胜于情欲,呈现出一种母性的宽厚、慈爱的品格特征。
鲁迅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6]张贤亮的女性人物最先打动读者的便是她们身上呈现出的母性的慈爱。她们吸引读者的不仅是出众的美貌,更有她们温和恬静、慈祥仁爱,富有自我牺牲的金子般的内心品质。她们不仅坚贞隐忍、宽容大度,同情和关心他人,在为心爱的男人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同时,给予情人或者是丈夫更多的是母亲般的关怀与疼爱,有时甚至使性爱退居到次要地位,男人们从她们身上得到的也更多是母亲一样的温暖。
李秀芝《灵与肉》具有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她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人,充满了母亲的气质。她渗透着浓郁母爱色彩的爱抚给予自小失去母爱的许灵均以极大的精神抚慰。她用一些简单、舒适的抚摸和行为来弥补失去母亲的痛苦。作者对李秀芝的描写显然融入一种深沉的母性之爱,她甚至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可以说,许灵均之所以没有随父亲出国,是同他对故乡的热爱及对李秀芝的感恩密不可分的,这二者的融合,又使母爱的意义更加具体而丰富。还有《绿化树》中马缨花对章永璘的爱中同样包含着怜惜与同情。于是她的爱情以及有母性的温暖和无私,有广泛的社会福利能力。即它既是慈母般的温情又融入了社会关怀。这些女性人物无疑是母亲原型的潜在艺术表现,她们对男主人公的爱情是无私的奉献,一种母性的牺牲,有宽容和同情的结合。正是这诸多的富有母亲般的慈爱的女性,才使男主人公从中看到了苦难人生中的一线光明,从而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母爱作为一种实践着的主体意识它产生、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男主人公作为它的接受对象。许灵均、章永璘们对母性爱的崇拜、感激、依恋、忏悔的心态令人想到柏拉图式的纯粹精神享受的爱情天国遨游、中世纪骑士文学中英雄们对女恩主怀有面对圣母般的情感。
张贤亮作品中男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我们便深深感触到一种对母亲的歌颂,他表达母爱的渴望,表达母亲的尊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母亲也是一个一直被歌颂的形象。张贤亮以他独到的见解,通过朴素简单的笔墨来塑造这个伟大的形象。张贤亮这种恋母情节与他苦难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3-女性形象与男主公关系
如果看到张贤亮的小说中的男女情爱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种恋母倾向,即男主人公在与女性人物交往时,总找对方注意、援助,从而找到安全感,就像孩子和母亲的关系一样。有时,这种恋母的心理更是被作者以直接的语言加以表述:“他从每一个怜悯他的女人的眼睛里都能看见他母亲的眼睛”[7]“那一对眼睛像温柔的湖,强烈地吸引着我要向里纵身一跃,那湖水深处才是我最佳的避难场所和歇息的地方”。[8]
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可以说都不是孤立 的 ,大都是和男性形象相伴 出现的 ,二者相互关联 。 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绝不是现实生活中某几类女性的写照与升华,更被作家突出了叙事学理论中的“角色”和“功能”的功用。 她们是作者幻想的“女神”——满 足男主人公生理和心理需 要甚 至“拯救”男主人公灵魂的化身 。
本人认为深入张贤亮作品中男主人公的感情,可以感触到一种对母亲的歌颂,母亲这个概念总是有意无意地出现作品中,他以文字来表达对母爱的愿望,以赞美来表达对母亲的尊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母亲也是一个一直被歌颂的形象。张贤亮以他独到的见解,通过朴素简单的笔墨来塑造这个伟大的形象。张贤亮这种恋母情节与他苦难的人性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十多岁就跟随母性在北京,记忆最深的便是母亲的泪水 。张贤亮的作品中女性对男主人公的情爱更多的是母性的关爱,体贴, 怜悯,这是对中国女性美好品德的最好诠释。
从作品的故事内容来看,男主人公的经历显然有作家本人人生经验的投影。读者可以理解张贤亮创作一系列男主人公性格的特点。他从小没受过母亲的爱护,后来遭到父亲的遗弃。解放后,他遭到了政治迫害。经历和环境使他的性格对外世界物反应很快。他追求恋爱,追求谁给他带来安全、依靠的母性爱。他与李秀芝女主人公偶然遇到她时,她正在帮他做家务,从清洁和修理衣服-------等等。他总是对她很兴奋,但不是性爱,而是母爱,而是对母爱的渴求的表现。就像他在寻找他母亲的温柔。
张贤亮小说的男主人公身边总会有一位对他充满关爱、愿意为他奉贤自己一切、牺牲自我的女性,这一个固定的模式表明张贤亮对女性的崇拜与赞美之情。每一次男主人公遇到困境时,都会有一位女性人物及时出现在他身边,给其精神安慰或肉体安慰。她们都会显露出慈祥的母爱,也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式家庭中老婆般的温柔,所以,张贤亮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小说几乎都塑造了大批女性形象,那些女性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高扬爱情旗帜。这些女性人物对男主人公的爱是炽热、真挚、坦率的情爱。“如果说爱情是男性和女性的共同的需要,那么,对女性来说爱情有着更加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女人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中或推广成爱情。” 当然,爱情对女性来说是全部理想的寄托,也是女性整个人生的支撑,是她全部渴求梦想的承载。张贤亮小说总的女性都追求自由爱情和美好婚姻,并通过追求爱情与婚姻反抗生活为她们安排的不幸命运。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婚姻完全脱离了常规,完全靠盲目的偶然性来排列组合。李秀芝和许灵均的结合也是这样。但是这种偶然性并不只表现荒谬的一面,有时侯还会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把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赏赐给人。许灵均不仅享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家的温暖,而且获得了生活信心,恢复了人的尊严与自豪感,这是任何浪漫的爱情都无法比拟的。
韩玉梅(《河的子孙》)与马缨花毫不例外,而且表现的异乎寻常。韩玉梅对魏天贵的爱情显示了一种悲怆的美,我们发现,在左派思想的压力下,她仍然保持着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但她在严酷的环境中苦苦寻求正常的生活和稳定。在马缨花关注下,章永璘迅很快地恢复了健康。这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和社会的命运。可以这样说,这种深深的爱情造了一个新人。本人认为在张贤亮的作品中看到了他展示了女人在男人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她如何为他提供了爱情和乐趣,这表明了妻子的深刻个性。
传统的妻性与爱情的内涵有相通之处,当然又有区别。丈夫是传统的妻子的生活中心,除了服从丈夫和做家庭作业之外,她什么都不知道。现代爱情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把尊严和独立放在首位。爱是人性的本能,但由于无法摆脱社会的制约,当然,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会产生扭曲的爱。必然会产生畸形的爱情。
张贤亮笔下的爱情正是这种情况。李秀芝与许灵均以极不正常的方式结合;我们发现乔安萍,尽管她被背叛了,但她仍然对丈夫有着深厚的感情。韩玉梅嫁给了一个去她家的男人,传统上,她不能嫁给她爱的男人。从所有这些角色中,我们得出结论,所有的女性角色都与英雄有关,这是归于一个糟糕的社会环境。西北荒原的饥饿、土牢、劳改队……这样的环境只能给人迷惘、压抑,而青春的涌动又使作为自然人的各种欲求在压抑中不断增殖。而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可供发泻与疏通的情感渠道都被禁锢了,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爱情也必然会被扭曲而发生变形。所以本人看到,马缨花与章永璘,黄香久与章永璘、李秀芝与许灵均等等。他们之间的爱情被庸俗化为单向的女性抚慰,更倾向与传统两性关系中的妻性。
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和深刻,是产生艺术魅力的重要的原因。黑格尔曾这样论述过典型形象:“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人,而不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9]这是要求作家要从生活出发,努力挖掘人物性格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并把他们以统一的整体形式描写出来,以创造出生动的、活生生的人物来。丰富性是指作家能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个角度去全面展示人物;复杂性是指作家能揭示矛盾,展示矛盾对立统一的人生命运;总之它是要求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写出人物性格的矛盾统一性。
黄香久是张贤亮的女性人物其中,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她是一个直性子、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她做了三年的苦工,两次离婚的教训,所以她对与章永璘的第三次婚姻十分的珍惜,但她没有浪漫的梦想,“主要是成个家,像大伙一样过日子”[10]这就是她的愿望。但她连最简单的梦想也未能保住,章永璘在她的抚慰下恢复了性功能之后又决然地背叛了她。在忘恩负义之后,她全心全意地诅咒他。“你不得好死”、“你亏了心”。[11] 对于这两句诅咒,本人可以把这些诅咒看作是一种道德败坏,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对扭曲的社会环境的抗议,也可以看作是反叛和抗议的表现,也可以从一个脆弱的女人那里寻找幸福。张贤亮并没有直接指出造成章永璘和黄香久命运的悲剧、扭曲人格的社会根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感到沮丧和充满社会危机的气氛。变态的社会,疯狂的政治扭曲了人的心灵,腐化了人的道德。人失去了人性,而失去了人性的人又参与到更不正常的疯狂运动中去,导致了更为沉重的人性悲剧。 黄香久追求婚姻自主与平等。她决定违背婚姻中所有的旧习俗和文化,决定在生活中放弃男人。这不是反叛,而是为了维护妇女的地位和尊严。
《肖尔布拉克》中生活在新疆的上海知青身上同样也体现出了坚韧的生活力量。她身体上与心灵上都背负着出身不好的包袱,在远离故土的新疆走着辛酸而艰难的人生之路.她说:“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在我的眼里,已经没有再困难的事情。”[12]从这些平静而又朴素的语言中,从她的性格特征可以看出妇女在逆境中的作用,从她克服逆境的能力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特点,看到她的伟大力量。
研究张贤亮笔下的爱情婚姻生活,本人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这些处于爱情婚姻中的男女主人公大都以这样一个标准来选择配偶,即“男高女低”的标准,总是发现男主人公在身体结构和教育水平上都优于女人。作家作品中的婚姻始终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本人发现女人总是感到软弱和缺乏自信,总是需要别人的帮助。在身处社会底层的妇女中,乔安萍与马缨花的选择是那个毫无文明气息的环境里难得的文化人石在、章永璘,韩玉梅的选择是基层党委书记魏天贵,而具有较高地位的罗海南则选择了具有“男人的风格”的市委书记陈抱贴。在这种婚姻的模式下,男人可以成为统治者和主宰者,而女人则代表着奉献、牺牲和忘我精神,舍己为人精神。在这里,妇女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和社会地位,成为男人的附属者。放弃自我,然后希望从男人身上寻求安心平安和满足。实质上,这说明这些女性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还在被传统的“妻性”所影响,在潜意识里还有深深的依附心理。
在性爱方面,这些女性人物也表现出了程度不等的奴性意识。陕北姑娘在摆脱违心的婚姻时,用以表达对司机感激的方式是:“要不,我就在这儿再睡上一晚吧。”[13]无独有偶,韩玉梅也想用同样的方式来报答魏天贵的恩情,甚至为了填饱肚子,她挂上了手中有粮的干部罗麻子,这种将自己工具化、财产化,放弃人格的行动使女性的权利被剥夺的只剩下了性的特征。这样看到婚姻只是一种生殖方式。这让女人很难依靠自己。黄香久与章永璘一见钟情的结合方式背后意味着她对章永璘的迁就和依附心理。章永璘从黄香久不喜欢做爱。但这只是对他未能控制政治活动的一种补偿。他恢复性能力后,他和妻子黄香久分手了。这是荒唐透顶,侵犯妇女的地位,男人占有的胜利。为黄香久用性感来安抚章永璘,然后被他抛弃,因为这种不幸的奉献意识说明中国传统女性意识的缺失。那么,这种内化的奴性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显然,这是自父系社会以来男权文化、男权中心意识长期渗透和积淀的结果。肉体上的压迫是很容易挣脱的,但精神上的枷锁却极难打破。男权文化从各个方面向女性进攻,日久天长,使女性的主体意识长眠不醒,作为男人的附属在女性意识中由外向内渗透,最终形成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与此相对应,女性的社会职能也由外向内逐渐退缩,最终只剩下生儿育女、料理家务。
这样的生活又更加加强了女性的依附心理,长期的循环便形成了一中难以自拔的顺从意识。 成功的艺术形象的性格总是复杂丰富的,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形象亦不例外。西北荒原贫瘠的土地与西伯利亚的寒风促成了她们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她们直面人生的苦难,勇于反抗生活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同时,女人的天性又使她们富有博大的爱心与同情心,有着温柔善良的一面。另外,由于女性的生存命运又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和传统习俗的制约,又使她们在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职能的认识中又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潜意识中流露出传统女性的奴性意识。张贤亮正是深入分析了这些女性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抓住了她们思想性格中展现出的复杂,多样的状态,才使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但凝聚了无可质疑的美学价值,还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面对多样化的世界与多元生活方式,女性如果想要追求自己的正确生存位置,就不能失去了“自我根基”。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处在文化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现今中国社会,体现中国当代女性意识从苏醒到逐步成熟的蜕变,也记录了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对自己和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对女 性的精神解放的探索过程。恩格斯说过:“女性解放的程度,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女性作家颠覆和消解男权中心的语言形式,其终极目的正是要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世界。从直率的女权主义抗争到对个人和社会的道德状况的关心,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正从各方面表达了女性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她们独特的关注方式。
结论
张贤亮塑造的一系列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充分体现了他内心潜藏的女性观。生活的积累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是他这一女性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他巧妙地把对中国女性的认识融入到小说女性形象中。可以说小说中的女性、中国女性和张贤亮的女性观是三位一体的,它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张贤亮的作品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女性,在男人和社会面前,她们既是母亲,同时也是妻子。
[1] 20世纪的中国“右派分子”,一般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约55万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极为少数的党员干部)。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对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绝大部分以上平反昭雪。
[2] -三从四德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用于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三从”与“四德”的合称。根据“内外有别(即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进行规范要求。“三从”指妇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3]-李 倩,1988年4月《特定时期的大墙文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P145
[4] - 张贤亮,1981年4期(心灵与肉体的变化—关于短篇(灵与肉)的通讯)p23
[5] 《卡门》是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完成于1874年秋天的一部歌剧,故事改編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的同名小說。
[6] -鲁 迅 ,1983年8月 《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P158
[7] -张贤亮 ,2000年1月《习惯死亡》 山东文艺出版社P165
[8] -张贤亮,1999年11月《青春期》 经济日报出版社P87
[9]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P295
[10] -张贤亮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P95 P208
[11] -同上,第208页
[12] -张贤亮 ,1998年3月《肖尔布拉克》 陕西旅游出版社P263
[13] -张贤亮 ,1998年3月《肖尔布拉克》 陕西旅游出版社P263